长沙的深秋，阳光和煦，景色怡人。烈士公园湖畔的杨福音艺术馆，照样染上了10月那些丰富的气息。定居广州的杨福音先生特地为10月20日在长沙举办的个展回到家乡，然而此次会面却不谈画展，只谈读书。

　　杨福音以为，书分为三类。不得不读的书，不想读的书和舍不得读的书。选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或午休起床，或沐浴之后，喝口茶，挥着笔，细细品读一本自己舍不得读的书，写写停停之余，放空思绪，乃人生一大乐事。

　　在杨福音看来，读书目的是交友。与谁交友?与作者!文学作品是作者的“心”生命，当“身”生命逝去时，“心”生命还留在人间，读者与作者通过其作品交流情感。读书即是跟“好”见面，能使读者的心志变得高远、脱俗。

　　那究竟何谓好书?何谓好文章呢?杨福音很赞同国学大师钱穆的观点：作者将其自身、其人生轨迹、其人生态度通过文字载体融入书中，本人不出现，却在提供给读者的意境和画面中体现自己的思想，任凭读者去猜测、领悟、体会，达到“无我”之境。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豪放派诗人苏东坡在《蝶恋花》中营造了一段偶遇的唯美画面，读者领悟的却是“外物无情，烦恼自寻”的观点，作者将其思想隐藏于文字间，百转千回，耐人寻味，“无我”胜“有我”。

　　当今浮躁成风，杨福音感言，如今做个读书人，是件难事!诱惑太多，心浮气躁，读书的气候还不宜人。真正纯粹的读书人，应以读书为职业，心无杂念，做学问也好，谈思想也好，其根源都来自平时所读的书籍，“把干粮准备好，随时可以派上用场，怕就怕粮食不够。”杨福音认为读书就是储粮。

　　在他心中，钱穆是真正纯粹的读书人，谈问题谈得很透彻。在谈论“继承与创新”时，钱穆举了一个例子：西周初年周公著《尚书》，用记事体;500年后孔子著《春秋》，用编年体;又过500年司马迁著《史记》，用列传体。史的这三种写法的创立，既是继承也有创新，继承在先、创新在后，继承是创新的基础。

　　回到中国画的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上，杨福音表示，源远流长的中国绘画传统不能丢。“继承就好比你最早的祖宗砌了一块砖，然后一代接一代地砌下来，到了你的手里会有一栋漂亮的房子。如果总是推倒重建，到你手里时仍会只是一块砖。所以继承本身就很好了。至于创新，则是厚积薄发后的突破。”

　　笔墨是中国画的生命，没有笔墨，便没有中国画。中国画的继承，是笔墨的继承;中国画的创新，是笔墨的创新。笔墨又好比人的骨和肉，笔墨的运用便有了人格的讲究。杨福音说：“中国绘画的笔墨与做人联系在一起，与塑造一个人联系在一起，这是很有意味的事。画家，更要多读书。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了，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