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音是由湖南迁往广州的画家。湖南外迁的作家不少，画家却不多。杨福音是我所知道的绝无仅有的一个。杨福音有很多作家朋友，但他的写作，却是到了广州以后才开始的。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开外年纪了，正是开始有怀旧的情愫的时候了。他的第一篇恋旧的散文《由红菜薹想起》，让我也“想起在长沙过年，室内烧起红红的炭火，窗台上积满厚厚的

　　白雪，玻璃上闪着鞭炮爆炸的亮光，大家暖烘烘地团团围坐，讲些老人的抚爱，讲些儿时的调皮，”竟发了好长一阵的呆。杨福音的文章，从此一篇一篇地吐出来，收都收不住。羁旅十年，遂成了厚厚的一大本。

　　在杨福音笔下重现的，大多是上世纪50-70年代，长沙城里的旧人旧事。最早的杨福音，家就住在长岭上。按他的说法，“长岭上是由东入城的必经之路。一条街麻石铺地自东至西歪歪扭扭曲曲折折凸凸凹凹地慢慢子斜了下来，经过我家住的二号大瓦屋，跨过小溪，伴着韭菜地茭瓜地芋头地，那头伸向南元宫粑粑街，直到浏城桥下，就算是进了长沙城了。”由此入口，杨福音带我们看到了妙趣横生的民俗风情画。

　　他写到在那个年代才有的动物饼干、擦牙灰、笔杆子糖、糖油粑粑。他写了湘江涨水、麓山枫红、牛头洲偷鱼、土城墙上打跪碑。他还写了只有老长沙人才深解其味的德园包子、杨裕兴面、德茂隆香干，以及霉豆渣打酸菜辣椒汤、洋姜芋头荷子卜豆角。他告诉我们在有微月的夏夜握一柄蒲扇去荷叶塘边乘凉。他说，稻田里、溪流里、四周的树林子里，有成千上万只白鹭落下又飞起。他满怀温情地写道:“记得在长沙时，过年前总会有一两个好晴天……这时，阳光一派温柔。长岭上的大姐大嫂在自家门前阶基上置放脚盆，将泡得酽酽的茶枯水倒入盆中。她们要做年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浆洗被褥。大姐大嫂们卷起了袖子，裤脚也高高地卷过了膝盖，站在脚盆里用劲踩被单。两臂摆动，水花四溅。虽是寒冬，她们浑身直冒热气，手和腿子呈现出的粉红色，漂亮极了。这时，正是这时，我心里温暖地升起一个轻轻的呼喊:要过年了!”……这些旧事、旧景、旧物，无不充溢着温热、情趣，是沉甸而又轻松愉快的，是我们共同的童年记忆，和时下的冷漠浮躁，形成对照，格格不入。

　　杨福音有不少篇章都是写人。真正留在他心里放不下的还是人。他几次写回长沙时被友情所包围的情景。那种友情是浓烈绵长的、朴素的、细碎的。一个人要度过漫长的一生，需在社会上安身立命，是需要这种友情滋润和支撑的。小别重逢，朋友们个个兴高采烈。听说杨福音要回长沙，还在两三天前，陈白一老先生就拖着七十多岁的身体，带两个崽跑到乡下，找到一处荷塘，三人手扯手地牵着，硬是将荷叶从水里掐了上来，抱回去做荷叶包粉蒸肉给广州回来的客人吃。他去敲徐芝麟的门，门一开，徐老先生转头对里屋一喊:婆婆，福音来了!甜酒冲蛋!……那些浓烈的感情，都是由一个个小小的细节，一句句简短的对话表现了出来。杨福音通晓艺术的要旨，善于捕捉细节，更善于用细节来表达自己的情致，这让我们自称搞文学的人汗颜。

　　杨福音写到的人，大多我以前都认识，有的还打过一些交道。随着时光流逝，都已日渐淡忘。杨福音让我又重新记起了这些老朋友。杨福音用几百字，甚至几十个字，就勾勒出一个剪影。他的勾勒是十分生动，十分传神的。他让一个个老朋友(当然不少是我非常尊重的老前辈)又重新嵌入我的记忆。他写魏家范:“家范有30年代的古意，永远的三个口袋顿领子，冷天里围巾前头一块后头一块，五四青年学生派头十足，当然人就不会老。”

　　杨福音是个非常刻苦的人。我认识的人中间，像他这样刻苦的，少有。他画画，给自己是有定额的，每年1000幅。到后来，他又把每年的定额增加到1500幅。我每次到他家，都看到他汗衫短裤趴在画桌上作画。有时，他也上街，逛书店，买回一抱一抱的书。然后，就读书。他读他喜欢的艺术家的书，沈从文、张爱玲、傅雷、齐白石、徐悲鸿。也读《艺概》，也读禅宗，还读丹纳。每有心得，每有感悟，都记下来，做成锦绣文章。《长岭上》就有一部分是这类作品。这类文章使的又是另一副笔墨。圆润，流畅，舒展，雅致，书卷气十足。

　　读完杨福音的《长岭上》，我就有了一种要把它推荐给朋友们的冲动。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分享他的乡愁，分享他艺术发现的喜悦，分享他人生感悟的沧桑。